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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为丛书作序——总序二

作者:admin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4213  更新时间:2009-10-10    

总序二

 

                                            石仲泉

 

中国共产党历史是党领导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振兴中华的奋斗史。在走过88个春秋的艰辛而辉煌的历程中,新民主主义革命占了28年。在这28年,中央苏区时期占了近四分之一的6年左右。这是一段内涵丰富、地位独特、意义奇重的历史。还在8年前,当我第一次踏上中央苏区红土地时,就听说江西人民为中国革命打造了“三个摇篮”:即八一南昌起义是人民军队诞生的摇篮,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摇篮,依托中央苏区创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新中国的摇篮。这个说法也许不那么周严,但它生动地说明了一个基本事实:江西人民、中央苏区人民对中国革命做出了非常特殊的巨大贡献。

中央苏区是第二次革命战争时期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和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党、政、军首脑机关都在这里。大革命失败后,暴动起义,如火如荼;工农割据,星光闪耀。80年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开辟中央苏区,领导广大军民进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的异常艰苦探索;以他作为政府主席的临时中央革命政权开展了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国家管理和党的建设等诸多方面的创新实践,积累了丰富的治国、治党、治军经验,造就了一大批杰出人才和骨干力量;在思想理论上努力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初步形成了凝聚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毛泽东思想的若干重要理论观点,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起步;同时还铸就了凝结中国共产党人优秀品质、中国人民坚强性格和中华民族革命传统的苏区精神,书写了英勇奋斗、前仆后继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篇章,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牺牲。

正因为如此,8年前,当我从广昌进入中央苏区赶往瑞金参加“纪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理论研讨会”时,伫立在这片广袤的红土地上,就油然生发出一种无限敬仰的情怀。这片红土地,对于共和国言,与其说是大自然的造化,还不如说是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染就的。这片红土地,一方面使我对中央苏区这段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将中央苏区史的研究纳入个人研究的重点;另一方面也使我对如何深入研究党史、写活党史有了新的思考。那次理论研讨会后对一些县市的实地考察,我逐渐萌生“走走党史”的理念。此后,每年都来“走走党史”,将原中央苏区所属的赣南闽西各县市区作了考察,对一些重要党史事件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有了实际具体、形象生动的感性认知,从而也有了一些新的看法。由于每年都来参加这边的一些学术理论研讨活动,因而对中央苏区的研究状况也有一些了解。

在我看来,这些年的中央苏区问题研究是党的民主革命史研究的一个新的亮点。

——一是自新世纪以来,年年都有大型的理论学术研讨活动,聚集全国不少知名的党史军史专家就中央苏区的若干重大专题进行深入研讨。就我所知道的,除上述200111月在瑞金召开的纪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70周年理论研讨会外,还有200311月在寻乌召开的寻乌调查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理论研讨会,200410月在于都召开的纪念红军出发长征70周年理论研讨会,200510月在兴国召开的纪念毛泽东“兴国调查”75周年暨弘扬苏区精神理论和在宁化召开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座谈会,20067月在广昌召开的纪念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暨第五次反“围剿”学术研讨会,200711月在瑞金召开的第二届全国苏区精神研讨会,20088月在福建建宁召开的中央苏区历史地位与发展论坛和11月在宁都召开的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理论研讨会等。其他还有与中央苏区相关部门工作相联系的若干专题研讨会。这些研讨会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专门问题的探讨,推动了中央苏区史的深入研究。在全国有苏区的13个省、市、自治区,象对中央苏区问题这样频繁地连年开会研讨,是十分罕见的。

——二是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编辑出版一批党史资料和县市人民革命史的基础上,又出版了相当不少有影响的研究论著。就综合性的比较全面研究中央苏区史论著言,1999年出版了三部:一部是林多贤主编的《中央苏区研究丛书》,包括《中央苏区简史》、《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央苏区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中央苏区教育简论》、《中央苏区审判工作研究》、《中央苏区体育史研究》、《中央苏区美术史研究》、《长征起始阶段研究》8本。另一部是蒋伯英主编的《中央苏区历史研究》6本。这也是丛书,由《中央苏区党的建设史》、《中央苏区政权建设史》、《中央苏区军事史》、《中央苏区财政经济史》、《中央苏区文化教育史》和《中央苏区土地改革史》组成。再一部是舒龙、凌步机合著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史》。2001年又出版了余伯流、凌步机合著的《中央苏区史》。该书荣获第13届中国图书奖。其他还有10多部专题性研究论著。在报刊媒体发表的研究论文,据称多达千篇以上。这些论文涉猎领域广泛,内容丰富,不少为具有开创性精品佳作。这些著述使中央苏区问题研究开始展现百花争艳局面。

——三是成立了专门推进中央苏区历史研究的学术机构和工作部门。在多年大力开展中央苏区问题研究的基础上,20077月在中央苏区红土地上唯一的高等学府——赣南师范学院正式成立“中央苏区研究中心”。它是江西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也是全国高校唯一以中央苏区历史为专门课题开展研究的学科基地。200811月,以中共赣州市委宣传部为依托又成立了江西省苏区精神研究会,肩负着深入研究并宣传弘扬苏区精神的重任。这两个单位不仅使研究苏区历史和苏区精神有了实际载体,而且对于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将研究与宣传互推动,能更好地协调运作。这两个单位的任务,既独具特色,又富创新意义。在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它们分别组织编写了丛书。除这里由赣南师范学院中央苏区研究中心组织编写的《中央苏区研究丛书》(共10本)外,苏区精神研究会还组织编写了《人民共和国摇篮》红色经典丛书,共9本。这两套丛书是向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上的厚礼。

这两套丛书的篇幅很大,字数在300万左右。尽管顾不上仔细拜读,但它们的框架结构、基本内容、主导思想等略知一二。这两套丛书应当积上个世纪以来研究中央苏区成果之大成,是10多年来不断挖掘这一红色资源的新收获;同时又应当是进一步推进中央苏区的史和论的研究的新起点,打响中央苏区研究将迎来新的高潮的锣鼓。

从这些年接触到的一些情况看,关于中央苏区的研究著述,尽管林林总总,华章上千,但发展很不平衡,上乘佳作还不很多;不少著述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多为“浅表性”的重复研究,或缺乏亮眼的独特视角,或缺乏剥笋似的一层又一层的深入分析,或缺乏对新出版史料的发掘运用等。因此,将中央苏区的史和论研究推向新高潮有着广阔天地,献身于这一事业的研究者大有作为。

第一,加强薄弱专题研究,逐渐使中央苏区史研究成为更加完整均衡的学科体系。从10年前的两套丛书和新编写的上述两套丛书来看,在总体上,后两套丛书是前两套丛书的接续和延伸,开拓了若干新的研究领域。这四套丛书基本上比较全景似地展现了中央苏区那段历史的方方面面,使中央苏区史研究成为一门新兴学科具有了坚实基础。但勿庸讳言,有的专题研究比较充分或有相当深度,但有的专题研究还待进一步充实资料,或应加强理论的分析与提炼;有的专题研究还较为薄弱,如从社会学角度来对中央苏区这个存在6年左右的特殊形态的社会作较为深入的解析,特别是与当时周边的白区社会作赤白对峙的两个形态比较研究,目前有的专题虽已涉及但未能展开。再如苏区精神的研究,在这套《中央苏区研究丛书》中有这个内容,很好。这是继续深入研究的基础,还可在理论分析方面再下些功夫。看到这几套丛书,我对中央苏区研究成为更加完整均衡的学科体系,充满信心。

第二,继续充分利用和发掘文献资料,加强多维度的综合比较研

究。这些年,尽管专门出版的以中央苏区为主题的文献资料很少,但从其他方面的文献资料中涉及中央苏区这段历史的资料则不少。比如,《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档案资料丛书,以及其他前苏联解密档案;辗转流入大陆的台湾“国史馆”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的相关档案;老一辈革命家和老将军的回忆录;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回忆录以及全国政协和地方政协的《文史资料》;还有一些县市的地方志和民国时代报刊等。创新研究不是一句空话,一条重要路径就是勤于和善于挖掘和利用散见各种文献中的资料。比如,前些时比较受媒体关注的《苦难辉煌》一书,主要就是反映包括中央苏区在内的土地革命战争这段历史的著作。它除了文笔流畅之外,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充分利用了国民党将领的回忆录和国民党方面的史料。有了共产党和国民党两方面的史料,对一些问题的分析和认识就比过去客观,更加实在,因而有突破旧识陈见的新论。

第三,加强理论学养,进一步提高驾驭史料的分析综合能力。我们赣南师院中央苏区研究中心组织编写的《中央苏区研究丛书》,有的专著搜索的资料非常多,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但是,学术成果如同工业产品一样,如果是加工能力不强,粗加工就只能是低端产品;精加工就能成为高端产品。历史研究的加工能力,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理论分析能力。过去常说,“著书立说”,即“著书”与“立说”是不可分的。现在图书市场的情况不完全是这样。不少大部头著作,只“著书”不“立说”(资料性的书籍不在此列)。即是说,旁征博引的资料很丰富,自己立一个什么观点则不明确或没有。史学研究,毫无疑问,掌握史料特别是第一手的,乃基础的基础。但学问要做大,仅此是不够的。比如,我熟悉的胡绳同志,他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曾是作为教科书的近代史名著。这本书并没有运用多少新史料,主要是以理论分析取胜,提出了自己分析中国近代历史的许多重要观点。尽管学界对这些观点有异议,但他代表了一个学派的看法。目前,中央苏区史的研究要创新,上新台阶,这也是一条重要途径。

第四,多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努力拓展研究视野。这可以说是创新研究的又一条途径。我认识一位日本学者村田忠禧,专门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对中国一直很友好,几乎每年都来华访问,进行学术交流。他擅长用计量分析方法研究中国的政治变化走向,先后发表过《通过对字词使用的计量分析研究中共党史——以政治报告为素材》、《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政治报告的字词变化和中国的政治变动》和《从<人民日报>元旦社论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等论文。第一、三两篇发表在《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4期和2002年第3期。今年3月来华,我们再次进行学术交流,他又向我讲了通过计量分析研究十七大报告的一些看法。我们国内也有不乏运用这种方法的学者,但大多停留在计量说明上。村田的计量分析不一样,能从中发现一些带有规律性的变化,发现中国学者没能注意的若干问题。听他讲后,觉得有别开生面、耳目一新之感。这样的研究方法是否也能用于研究中央苏区历史呢?比如对当年国民党报纸关于“围剿”红军的消息等作计量分析,能否对“围剿”与反“围剿”战争的态势得出一些新的看法呢?试试看,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收获。

总之,中央苏区史的研究有了数十年的积累,有了目前以《中央苏区研究丛书》为代表的一批学术著作这样厚实的基础,我相信,这个领域的研究一定会展现新的喜人局面。

 

                                  200981于北京

 
 
 
文章录入: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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